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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0日 04:02 来源: 北京快五前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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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南京12月13日电(记者蒋芳、蔡玉高)13日举行的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一万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静静肃立。其中,有几个特殊的群体值得关注。他们是谁?有何故事? 10名幸存者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那段惨痛历史的“活证”,也是公祭仪式上的主角之一。包括与习近平总书记共同揭幕国家公祭鼎的夏淑琴在内,共有10位幸存者参加了当日的仪式。 85岁的夏淑琴,一家9口遭日军杀害7口;87岁的余昌祥,生父死于大屠杀,养父也被日军捅成重伤;77岁的阮定东,爷爷被日军用刺刀捅伤大腿及腹部,几天后不治身亡;85岁的周湘萍,父亲与爷爷死于大屠杀;91岁的王义隆,被日军在头上砍了一刀侥幸逃生,至今仍留有疤痕;78岁的傅兆增,曾遭日军枪击左腿留下伤疤,目睹姑妈被日军打死;90岁的岑洪桂,他的家被日军放火焚烧,未满2岁的弟弟被活活烧死,本人也被推入火海烧伤腿部…… 或许没有人比89岁高龄的李高山心情更加复杂。他既是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老战士,又是幸存者代表。“能参加国家公祭仪式十分激动,这是国家铭记历史的举动,今天我们也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老人告诉记者,他今年2月份脑中风,但很幸运还能走路,还能来到公祭仪式上。“只要我能活着,我就一直要作证。” 据纪念馆统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 外国纪念馆馆长、外籍证人遗属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馆长扎巴洛夫斯基应邀前来参加公祭仪式。他表示:“能够在南京参加首个中国国家公祭活动我很荣幸。公祭仪式非常庄重,令人印象深刻。” 当天,许多重要外宾参加了公祭仪式,外国纪念馆馆长中,除扎巴洛夫斯基外,还有韩国独立纪念馆新任馆长尹柱卿等。 部分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人的外籍证人遗属也被邀请参会。如南京大屠杀期间鼓楼医院美籍医生裴瑞德外孙斯巴克,裴瑞德曾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救死扶伤的医护工作中,救助了大量难民;丹麦人辛德贝格外甥女玛丽安,辛德贝格曾直接或间接救助一万余名难民,并在返回欧洲后将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公之于众。 此外,所有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驻华使节,以及德国、以色列的驻华使节。 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父母也来到公祭仪式现场。1997年,张纯如撰写的英文专著《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美国出版,为在英语世界传播南京大屠杀真相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真相奔走的日本友人 松冈环、山内小夜子、大东仁……公祭仪式上的日本人受到关注,他们虽然来自那场战争的加害方,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寻找南京大屠杀真相并向日本社会进行传播。 “非常有幸能参与这样高规格的祭奠活动中。”松冈环说,多年来始终坚持为南京大屠杀历史求证的她表示,这20多年中,她明显感觉到,中国人对历史(南京大屠杀)越来越重视,举行国家公祭,是在向世界宣布,中国是一个不忘历史、爱好和平的民族。” 山内小夜子,从1987年第一次到南京至今,一直致力于为寻找和传播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侵华真相而奔走,并在今年参与了状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又一次来到南京参加国家公祭仪式,非常感慨。作为加害国的日本至今有很多人不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我希望中日两国都能够牢记历史、面向未来,希望南京能够成为向全世界传递和平信号的起点、原点。”山内小夜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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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重要手段,是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债权人利益的必要举措。但从司法实践看,司法拍卖也存在着贪污腐败滋生、司法拍卖混乱无序、效率低下以及违规操作、低价起拍、恶意串通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扰乱了司法拍卖秩序,损害了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2009年、2011年分别发布三个专门的司法解释,有力地规范了司法拍卖程序,推动了司法拍卖改革的发展,取得了积极效果。201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司法拍卖的表述在法律层面有所变更,致使委托拍卖不再是人民法院进行司法拍卖的唯一选择,除委托拍卖外,人民法院也可以自行拍卖。这便产生了如何划分委托拍卖与直接拍卖之间界限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司法拍卖体制和机制等重要问题。为了解情况,笔者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拍卖协会等单位组织的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从目前实际出发,我提出以下建议,供完善立法、司法解释、改革探索以及实际操作参考: (一)我国应当坚持以委托拍卖为主的原则 委托拍卖是由直接拍卖发展而来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法院自行直接拍卖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和技术专业化等较为突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各项有关的司法解释,也一步步地探索和完善着司法拍卖的体制和机制,实践证明效果总体上是好的。当然,委托拍卖中也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然而不能据此就主张回到法院自行拍卖的老路。尤其是,司法拍卖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特殊市场行为,其以实现被拍卖标的物的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人民法院人力资源非常稀缺,专业性拍卖人士更是匮缺,如果司法拍卖的工作全部由法院行使,势必会影响法院的审判工作,而且也难以避免审判和执行不分所客观地存在着的弊端,由拍卖所导致的问题焦点会集中在法院身上。此外,委托拍卖还可以延伸法院的社会管理创新职能,积极推动拍卖行业的正常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因此,我认为,应当坚持目前所实行的委托拍卖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只有在双方当事人都选择法院自行拍卖或者被拍卖的标的物价值较为确定且数额较小等极少数情况下,才由人民法院担负起自行拍卖的职责。 (二)实行司法拍卖的权力制约平衡 司法拍卖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改进的层面,更应该厘清司法拍卖参与主体的权责关系。人民法院内部应当建立起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内在管理机制;人民法院与拍卖机构之间应当建立起分工负责、监督配合的外部协作机制。具体来说,应当采用权力分离和制衡原理,将司法拍卖中存在的决定权、委托权、实施权、监督权等多种权力进行明确的分离,以实现司法拍卖过程中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具体而言,司法拍卖的决定权应当由人民法院的执行部门行使,委托权由人民法院司法辅助部门行使,实施权由受委托的拍卖机构行使,监督权由人民法院、拍卖机构的政府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共同行使。明确了权力,同时要配套建立各种责任机制,使权责统一。 (三)建立统一的司法拍卖平台 统一的司法拍卖平台是司法拍卖改革中出现的一个亮点,也是司法拍卖改革的大势所趋。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重庆模式中的“产权交易所”、上海模式中的“公共资源拍卖中心”、广西模式中的“联拍网”、淘宝模式等等都是实践中涌现出的司法拍卖平台。 统一的司法拍卖平台改变了各个法院、各个拍卖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将一定范围的司法拍卖信息统一汇聚到平台上,扩大了司法拍卖的影响面,有利于拍卖标的价值的最大化。同时统一的司法拍卖平台将司法拍卖信息公之于众,将司法拍卖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保证司法拍卖过程的公正透明,有力地遏止了司法腐败、暗箱操作行为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拍卖并不是独立的拍卖体制,无论是委托拍卖还是法院自行拍卖,均应当与时俱进,利用最新的网络电子化技术手段,为司法拍卖服务。 建立统一的司法拍卖平台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司法拍卖平台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能够为拍卖信息的发布、拍卖活动的进行提供必要而完备的技术支持;二是司法拍卖平台应当具备中立性,不得参与到具体的拍卖活动当中,不得参与佣金分配,只能收取部分服务费;三是司法拍卖平台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和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确定,确定过程要保持公平、公正。 (四)完善司法拍卖的监督机制 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必须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前司法拍卖存在的种种问题很大一个原因便在于司法拍卖监督机制的缺失与不到位,所以在司法拍卖改革中要充分意识到监督机制的重要作用,建立并完善司法拍卖的监督机制。 在直接拍卖中,整个拍卖过程都发生在人民法院内部,其监督更应该严格。首先要确立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工作。其次要确立人民法院的内部监管机制。最后,要加强直接拍卖的责任追究机制。 在委托拍卖中,人民法院和拍卖机构都会参与其中,监督机制应该针对不同的主体而系统地设置。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拍卖的委托方,有义务针对其委托行为进行监督。同时人民法院作为司法主体,其司法职权也要求其对拍卖机构的具体行为进行监督。拍卖行业协会也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对参加司法拍卖的拍卖机构进行监督。对此可以借鉴上海模式,建立由多家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共同对司法委托拍卖进行监督。与此同时,针对公共拍卖平台、评估机构、鉴定机构等也应当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庄梅玉,11岁时父亲病逝,靠母亲在南京卖菜来抚养兄妹两个人;18年的无声世界里,更多的是她一个人的默默奋斗。为了上学,她的身上背负了太多前行的阻力,在这个夏天,庄梅玉终于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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